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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会议日期和地点新考

  摘 要: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博古向张闻天交权的“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对于这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学术界以前基本没有异议,但在何地召开,学术界则意见不一。通过对“鸡鸣三省”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土城会议所需要的在开会地点需停留一整天以上的时间条件和中共中央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分析、探讨,结合对中共中央、军委当时发出的电报等档案资料和有关会议资料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1. 博古、洛甫交接班的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开会的时间应是1935 年2 月4 日白天。2. 史学界所说的“鸡鸣三省”会议,包含了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和张闻天主持的中央和军委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3. 会议召开的地点应是石厢子。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博古向张闻天交权的“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对于这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学术界以前基本没有异议,但在何地召开,学术界则意见不一。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说,二是四川叙永县石厢子说,三是贵州毕节林口镇迎丰村(现改为“鸡鸣三省村”)说。尽管学术界以前对“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日期并没有分歧,但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日期问题,产生了大家对会议地点在哪儿的不同见解。故此,笔者根据所见到的资料,试对“鸡鸣三省”会议的日期和地点进行考证,敬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术界对“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分歧产生的缘由
  探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必须首先弄清产生分歧的缘由。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时间,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1935 年2 月5 日。这个时间来自1983年2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 年2 月5 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1]271984 年9 月,该报告对这个结论又稍微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1935 年2 月5 日”改为“2 月5 日前后”,“鸡鸣三省”改为“鸡鸣三省一带”。[2]132同年11 月25 日,胡乔木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成文时间的考证致陈云信中采纳了这一说。信中说:“提纲内讲到以洛甫代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事发生在2 月5 日前后,地点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据恩来同志72 年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3]250尽管胡乔木采纳了这一说,但权威的党史著作仍采取“2 月5日”说,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修订本)等。只有《周恩来年谱(1898—1949)》仍采用“2 月5 日前后”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报告中博古交权“2 月5 日”说主要来自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及当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4]43陈云这段话,给出了博古、张闻天交接一个大跨度的时间段,虽然不具体,但划出了一个范围。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5]68,69周恩来的讲话,把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地点具体明确为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但没有时间。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遵义会议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 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6]129李德的回忆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时间,但没有明确是2 月的哪一天。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参与调查的同志通过红军长征时期的电报、日记和到当地考察,认为博古、洛甫交接的时间为1935 年2 月5 日,地点开始为“鸡鸣三省”村,后改为“鸡鸣三省一带”。为什么这样改?据1984 年云南省参与调查的人员事后写的调查报告中说:“查民国初年地图,岔河标为‘鸡鸣三省’实为泛称,即指三省交界周围的村寨,大体是形容能山水相望、声音相闻之意,距离过远就不叫‘鸡鸣三省’的范围了。”[7]7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1984 年8 月曾到云南调查,回京后邀请了部分曾在中央总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对确定“鸡鸣三省”提了几条参考意见,其中一条为:“旧地图上标明的‘鸡鸣三省’,位于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的地方,又称‘岔河’,只有一户摆渡人家(当年是三户),周围峰峦环绕,悬岩峭壁,红军长征时并无部队在此驻过,因此,恩来同志所说的‘鸡鸣三省’,可能是指周围的村寨。似可以岔河为中心,由近及远来回忆。”[7]73可见,由于进一步调查不能确定周恩来1972 年讲话中的“鸡鸣三省”为哪个村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 年9 月的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又将“鸡鸣三省”改为“鸡鸣三省一带”。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花费了大量功夫,收集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对过去鲜为人知的博古、洛甫交接班的“鸡鸣三省”会议给出初步的调研成果,对于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研究红军长征史、党史,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这个调查报告对“鸡鸣三省”会议给出的时间是1935 年2 月5 日,而这一天中共中央是行军的,即从此处出发到彼处宿营,并且给出的地点是一个区域范围,即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没有更为确切的地址;同时,关于博古、洛甫交接的原因,也只讲了一句“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出于没有更多的分析论述等原因,在学者们中便产生了会议召开地点的三种不同说法。
  二、对“鸡鸣三省”会议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几次会议的考察分析
  为探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有必要对此前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进行一些考察分析。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主要是最高“三人团”决策,一直到1934 年12 月上旬,未见有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载。12 月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变化了的情况,坚持按原定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根据国民党军在红军前进道路上正以五六倍兵力布置四道封锁线的严重敌情,主张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与会者赞同,会议作出了西进贵州的决定。会议在当日下午七点半以前结束。通道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当然,这只是一次负责人的临时会议,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道会议后,12 月13 日中央红军向贵州方向西进,15 日占领黎平。12 月17 日军委纵队进入黎平。由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取毛泽东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的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一直开到夜里才结束。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12 月31 日,中央红军准备北渡乌江,博古、李德再生事端,反对北渡乌江,主张“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8]339鉴于此,12 月31 日夜至1935 年1 月1 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江后,“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9]193
  中央红军于1 月7 日占领遵义城后,军委纵队在1 月9 日进入遵义城。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放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根据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另一个内容就是讨论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问题。会议接受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4]36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于1 月19 日开始北上,计划迅速渡过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 月28 日,在攻打土城的战斗中,由于情报有误,红军进攻受挫,战局发展越来越不利。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政治局几位领导开会,会议根据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向土城地域急进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江的计划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分析上述五次会议,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其一,中共中央在开会地点一般要停留一整天以上。其中,通道会议,军委纵队在12 月12 日进入通道,13 日离开,在通道停留一天;黎平会议,军委纵队于12 月17 日进入黎平,20 日离开,在黎平停留三天;猴场会议,军委纵队于12 月31 日到达猴场,1935 年1 月2 日离开,在猴场停留两天;遵义会议,军委纵队于1 月9 日进入遵义,19 日凌晨离开,在遵义停留十天;土城会议,军委纵队于1 月26 日到达土城,29 日凌晨离开,在土城停留两天。
  其二,讨论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都讨论了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特别是前三次会议,如不解决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红军就可能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土城会议,虽然不是解决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但是放弃了原定在这里渡江的计划,是当时必须解决的紧急问题。遵义会议,则是解决的军事指挥问题,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事关红军前途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其三,愈是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愈长。遵义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是非问题,参会人员扩大到军团一级领导干部,人数比较多,议决的事项比较多,因而开了三天时间。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政治局会议,会议争论激烈,作出了红军战略行动方向的正式决定,因而开的时间较长。其中,黎平会议从白天开到夜里,猴场会议从夜里开到凌晨。通道会议和土城会议是中央领导人临时会议,只是暂时解决了军事行动问题,因而开的时间较短,只有半天多或不到半个晚上的时间。
  分析说明,中共中央开会解决重大问题,在开会地点停留的时间是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对于探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也是十分重要的。
 三、“鸡鸣三省”会议前中共中央面临的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博古是中共中央负总责任者,更换他肯定是有必须更换的原因。探讨、考证更换博古的“鸡鸣三省”会议,应分析当时中共中央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当时中共中央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1.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内部的情况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结果。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但“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 同志[①]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4[43]
  当时战争形势紧急,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不仅时间不允许,而且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遵义会议只是一般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在此种情况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博古仍然担任中央总负责人。
  由于博古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提议红军总部决定的攻打土城战斗失利,他在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临时会议上曾嘲讽毛泽东: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8]346博古的这种坚持不认识错误的状况,难以服众,不适宜继续做中央总负责人。
  2. 中央苏区的紧急局势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留下项英、陈毅等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项英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项英没有创建和坚持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遭受严重的损失。1934 年11 月下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坚守在以于都宽田为中心的“三角地区”。12 月中旬,项英接到中革军委电报,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放弃去湘西计划,改向贵州遵义挺进,采纳陈毅的意见,在于都宽田召开中央分局十二月会议。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思想,改变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中央分局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战略转变还只是局部的。1935 年1 月,中央分局组织的洋陂战斗、牛岭战斗,使红军游击队伤亡1000 余人,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身负重伤。这时,国民党军加紧对苏区进行分区“清剿”,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闽赣、江西苏区的联系均已中断,形势十分危急。1 月27 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综合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要求:“迅速给我们指示。”[10]3547-3548中央红军这时正准备进行土城战斗,无法顾及中央苏区的事情。
  1 月30 日18 时,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报告:“目前情况日趋紧张。”表示“我们是努力来破坏打击敌人构筑雩会封锁线以保持现有地区,坚持斗争”。同时一方面提出如敌人封锁完成,瑞金西部地区狭小,分局必须转移到于都南部,将处于四面包围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如转移活动地区,向南、向西、向东都难以立足发展。因而,项英告诉中央:“我们的行动方针前根据各方情况与中央总的方针确定,因此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11]3548-3549同日20 时,项英又给朱德、周恩来发去“万万火急”电报,报告了红十军团被敌打击后大部溃散,王如痴、刘畴西先后被俘,方志敏下落不明和中央苏区的敌情。
  项英发出这两封电报时,军委纵队正是一渡赤水后经古蔺镇龙山开向回龙场行军中。1 月31 日,军委纵队宿营回龙场。中共中央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环境之中,同时遵义会议的决议还未形成,自然无法顾及给项英回电指示。项英见中央两日未有回电,于2 月1 日连续给中央两封电报。前一个电报开头便指责道:“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强调“中区环境日益紧张,迟缓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重申“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并“盼一二日内将中央方针与[对]中区指示电复”。[12]3551后一封电报是在19时发出的,除通报了最新敌情外,再次要求:“我们行动方针,请立电示。”[13]3552一天两电,并要求中央一二日内回电,说明接不到中央指示电项英心情焦急。
  这时,军委纵队仍处在行军转战途中,无法顾及给项英回电。2 月2 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攻永宁(今叙永)不克,红军主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挺进。当日24 时,朱德、周恩来致电各军团首长:“我野战军拟通过永宁(叙永)、摩尼之线,转移到古宋、兴文、长宁地带休息一两天,再向西北前进。”[②]根据这个部署,军委纵队于2 月3 日晚到石厢子宿营。项英见他要求的两天已过,依然未见中共中央回音,遂于2 月4 日凌晨1 时又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电报:“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抱怨“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极不妥当”。要求“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14]3553
  从1 月27 日到2 月4 日,短短七天多时间,项英连发六封电报,其中五封都要求中共中央尽快复电指示,说明中央苏区的局势的确到了非常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无论怎么都不能无视。
  3. 中央红军面临新的问题
  土城战斗受挫,中央红军渡江入川的目的没有能够实现。红军撤出战斗后,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12 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蒋介石以“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吴奇伟任司令官,下辖四个师;第二纵队周浑元为司令官,下辖四个师;滇军为第三纵队,孙渡为司令官,下辖三个旅另一个团;黔军为第四纵队,王家烈为司令官,下辖五个师。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敌情说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没有可能,遵义会议决定的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落空。陈云曾指出:“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4]37面对新情况,中央红军此后战略进军方向应该向哪里?仗应该怎么打?如何摆脱新的困境?这是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鸡鸣三省”会议究竟在何时何地召开
  如何确定“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时间,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中共中央开会讨论重大问题的时间条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当时反映博古、洛甫交接的档案文献着手。
  首先,应该确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后的第一个档案文献。
  查阅目前所能见到的当时中共中央的电报,笔者认为,1935 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项英和中央分局的“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应为洛甫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后发出的第一份电报。这封电报指示项英和中央分局:“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求“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15]3555而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则有这样的内容:“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在中央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16]25,24对比这两段内容,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其一是要求面对困难的局面,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其二是要求转变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张闻天是遵义会议指定的决议起草者,2 月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的指示电内容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基本一致,说明这个指示是张闻天起草的,由此也可以证明,这时张闻天已经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其次,中共中央书记处1935 年2 月5 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的电报,是在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对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央苏区问题讨论后作出的简要指示。
  项英在1935 年1 月27 日、30 日、2 月1 日、4 日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六封电报,其中除了1 月30日20 时是发给朱德、周恩来,2 月4 日是发给中央和军委外,其他四封都是发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项英在1 月27 日的电报中,要求“中央及军委,迅速给我们指示”;在1 月30 日18 时的电报中,“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在2 月1 日的第一封电报中,“盼一二日内将中央方针与[对]中区指示电复”;在2 月1 日19 时的电报中,要求“请立电示”;在2 月4 日1 时的电报中,“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1 月27 日至2 月2 日,正是中央红军攻打土城和攻打土城失利后向川滇黔三省交界挺进的时候。这时中共中央正面临三个迫切需要解决且相互交织的问题:党内博古等人对遵义会议批评他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理解,对于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新的军事指挥者的工作不支持;中央红军渡江入川计划受挫,面临新的敌情如何决定新的战略进军方向;中央苏区局势日趋紧张,项英连续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就战略方针上给予指示。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博古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他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两个问题才能解决。以博古当时的思想状态来讲,是无法主持中央来正确作出中央红军战略进军方向和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的。在土城战斗至挺进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这段时间,军情紧张,中共中央处于连续行军状态,就算按项英要求的“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11]3549 由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也只能是产生争论,不能作出决定。很明显,项英连电中央,得不到回音,以至于产生了抱怨的情绪,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博古身上。只有更换博古,才能解决中央苏区的问题。
  其实,遵义会议后的中央常委分工时,曾提出了更换博古问题。20 世纪90 年代,杨尚昆在一次回忆中曾这样说过:“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17]47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的表现引起大家不满,应是重提更换博古的开始。从这时到中央红军挺进川滇黔三省交界,是中央酝酿更换博古的时间。2 月3 日晚,军委纵队宿营石厢子。当日19 时,朱德发布2 月4 日行动部署是“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18]153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当晚22 时,朱德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取消了19 时的电令,第二封就新情况作出了新的行动部署,指出:“我一师昨2 日在三岔河,二师今3 日在永宁,继续被敌截断,结果尚未明,估计三岔河之敌似系刘旅,明4日有联合范旅分向两河口、君(后)山铺、站底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据此,“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规定“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19]155,156
  这一部署的改变,使军委纵队在石厢子有了难得的一整天休息时间。恰在朱德发出22 时的电报后的三个小时,即2 月4 日凌晨1 时,项英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发出了自1 月27 日以来的第六封电报。项英的电报中充满了情绪性的语言,他要求中共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并盼于即日答复”。“即日”即是当日。这是继项英2 月1日电报中要求中央一二日内复电后,又一次给中央要求的回电时间,且是“即日”,充分反映了项英未接到中央复电的焦急心情和中央苏区局势已到了极其紧张的状况。而2 月4 日,军委纵队在石厢子又停留一整天。根据前述笔者对通道会议至土城会议等五次会议的探讨,中共中央讨论解决重大问题在开会地点一般要停留一整天以上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不可能忽视项英的请求,必须利用难得的在石厢子休息的一天时间,于2 月4 日讨论中央苏区问题。而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又必须先解决已酝酿数日的博古问题。那么,中共中央何时开会呢?项英电报是在2 月4 日凌晨1 时发的,从发电报到接到电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况且不可能接到电报立即开会,应在几个主要领导人通气后才能正式开。因此,笔者认为应先开中央常委会议,在早晨或上午开始召开,起码于2 月4 日白天实现博古与洛甫之间的交接。之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据朱德于2 月4 日23 时半发布的2 月5 日中央红军行动部署,其中规定2 月5 日“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20]160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不可能2月4 日夜至2 月5 日晨一夜不睡,第二天再花13个小时行军75 里路,[③]会议应在朱德发出2 月5 日红军行动部署的电报时间,即2 月4 日23 时左右或迟至5 日凌晨结束。2 月5 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对1月27 日以来项英屡次电报请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简要指示:
  其一,项英在1 月30 日、2 月4 日,两次就中央分局坚持现有地区还是转移活动地区请示中央。对此,中央书记处的回复是:“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5]3555
  其二,项英在电报中对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犹豫不决,一方面认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不利,即被敌冲散”;另一方面认为“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易]被敌人各个击破”。[12]3551中央书记处的回复是:“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15]3555很明显,中央书记处是要求项英和中央分局分散行动,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其三,项英在1 月30 日电报中表示:“我们的行动方针前根据各方情况与中央总的方针确定”;[11]3548在2 月1 日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12]3551由于这时遵义会议决议还在起草之中,尚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还没有形成新的总方针,因而,书记处的电报指示项英:“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 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并告知“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15]3555很明显,中央书记处是让项英先做马上要做的事情,不久中央就会有更详细的指示到达。
  其四,中央分局曾于2 月5 日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请示电,从电报的内容看,是报告了他们对行动方针的两个具体意见。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则是在2 月13 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电中。同时,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电报抬头是项英及中央分局,而不是像2 月13 日指示电那样,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分局。这说明,由于2 月4 日1 时以前的电报,都是以项英的名义发给中央领导人或中共中央、军委的,所以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回电,抬头为项英及中央分局。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分局发出这封电报时,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已经草拟,准备发出,或刚刚发出。
  上述说明,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是对项英2 月4 日1 时给中央和军委电及此前给中央请示电的答复。
  第三,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电报是在何时发出的。
  由于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没有标明是当日几时发出,因而产生了学术界对“鸡鸣三省”会议地点的分歧。弄清这个电报在2 月5 日几时发的,对于确定“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是非常必要的。
  先从电报的内容看。中央书记处这封电报是以“万万火急”发出的,第一句便是:“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15]3555这说明,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结束不久,就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了这封指示电报。
  再从当时军委的无线电通信情况看。时任中革军委三局无线电第一分队队长罗若遐回忆:长征中,“为了使军委同下属各军团、主力师之间不致因日夜行军而中断联络,我们把无线电第一、第六两个分队分成两个梯队,第六分队为第一梯队,每天随同中央军委纵队出发;第一分队为第二梯队,由我率领,留在原来的宿营地继续收发电报。当第一分队的电台得到了第六分队在新宿营地发出的信号,或第一分队在电话中请示毛主席的随从参谋后,才拆收天线,向新的宿营地前进。由于采取这种工作方法,从而可靠地保证了通信联络的不间断”。[21]93时为军委无线电第一分队报务主任的陈士吾在回忆中说:“长征途中,我一直跟着军委。军委两部电台为了保持不间断的联络,采取了交替前进、循环工作的方法。”[22]132时为军委无线电第一分队报务员的黄萍也有同样的回忆:“军委总部的电台,特别是一、六两个分队,担负的任务更繁重,既要保障对中央红军所属的一、三、五、九等军团的指挥通信,又要加强同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联络。因此必须确保24 小时不间断的通信。为此,总部电台采取了一、六分队交替行进的方法,作到一部电台行军,一部电台工作,从而使各对方台能够随叫随应。”[23]139这些回忆资料可以说明,中央书记处2 月5 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是军委纵队从石厢子出发后,留在这里的电台发出的,时间段应在2 月5 日凌晨至上午离开石厢子之前。
  综上分析,笔者的结论是:1. 博古、洛甫交接班的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开会的时间应是1935 年2月4 日白天。2. 史学界所说的“鸡鸣三省”会议,包含了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和张闻天主持的中央和军委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3.会议召开的地点应是石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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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项英关于据报娄梦侠、方志敏已被俘及中区行动方针致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电(1935年2月1日)[M]//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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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关于我军4 日行动部署(1935年2月3日)[Z]//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红军长征过昭通资料集(内部资料).2015.
  [19]关于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4日战斗部署(1935年2月3日)[Z]//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过昭通资料集(内部资料).2015.
  [20]关于我军5日行动部署(1935年2月4 日)[Z]//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过昭通资料集(内部资料).2015.
  [21]罗若遐.一个通信战士的回忆[M]//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2]陈士吾. 跟着中央军委长征[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3]黄萍.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①]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③]据陈伯钧日记1935年2月5日记载:“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入云南境)。”另据伍云甫长征日记1935 年2 月5 日记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个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从两个日记记载看,伍云甫所在的军委纵队,到水田寨时应为2月5日20时半。75里路,以每小时比较快的行军速度,按10 里算,需要七个半小时。当时红军行军规定:10里路一次小休息,30 里路一次大休息。以此计算,军委纵队到水田寨需要七次小休息,两次大休息。这样算起来,从石厢子出发,正常走到水田寨,应该在10 个小时左右。可见,军委纵队是在2月5日上午10时左右从石厢子出发的。当然,军委纵队也不是一齐出发的,当时军委分三个梯队,这是按比较晚出发的梯队算的,若是比较早出发的梯队,应在早上七八点钟就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