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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硝烟中检验理论
——记长征中的党校讲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大迁移、大转折的关头,在党和革命十分危急的时刻,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停办,党校教员跟随红军主力长征。此后一直到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进驻延安的这两年多时间里,长征中的党校饱经战火洗礼,历经整编、停办、复校和动迁等多次调整,但党始终没有放松依托党校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体党校教员紧紧跟随在党中央身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讲台随着长征行,把理论放在战火硝烟中检验,当好忠诚于党、人民放心的“布道者”和“熔炉工”。
  跟着党走,不能掉队。党校自创立初期就提出“教育培训一定要服务于组织的目标。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校教员就是这一重要任务的直接执行者。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正式定名“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当时中央党校只有三个班。成仿吾是教务主任、高级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常识课教员。另两个班的班主任是习仲勋和冯雪峰。成仿吾深知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性,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校教员的天职,越是战时越不能掉队。他坚持发挥在苏区时期党校讲政治常识课的优势,第一时间设计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世界政治、各派哲学等理论课,又因地制宜开设了苏维埃建设、群众工作、军事游击战争、拼音文字、算术等实操课。“党旗飘到哪,咱就跟到哪。”艰苦卓绝的长征让党校教员的心与党贴得更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更加坚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交谈和讲课,党校教员们摆事实、讲道理,跟着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这样静悄悄地在长征队伍中有了惊人发展。从1935年11月复校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宣告结束这段时期,党校培训的学员也大量增加。有从山西带回来的青年几百人,编为青年班;有在长征途中动员来的少数民族青年,编为少数民族班;还开办了高级班,培训陕北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党校教员承担的授课也跟着丰富起来。成仿吾讲《政治常识》,李维汉讲《党的建设》,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等讲《游击战争》。长征检验了党校,党校教员既是育人者也是被育者。通过长征,党校教员和学员一道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掉队,把课堂放在祖国大地上,把讲台向长征战场延伸,心灵得到涤荡、思想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在艰难困苦的转战跋涉中,党校和党校教员的作用也得到了全党的更加认可。
  党员带头,干部先上。长征时期,在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红一方面军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和留俄学生较多,这些党员和干部大多经历过严峻的革命锻炼和组织考验,多在苏区时期党校上过课,担任过党校的兼职教员,有很高的革命觉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成为长征时期到党校讲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和党校教员一起宣传鼓动、并肩战斗,在改造红军将士主观世界上发挥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红军长征中,组织上给大部分党校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教员、学员、干部和军事院校人员合并编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何长工(原红军大学校长)任军委纵队干部连连长,徐特立、成仿吾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在异常艰难的行军途中,讲台就是战场,教员就是战士,只有抓住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的时间讲政治课。在这支红色的党校教员队伍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队伍中四位德高望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参加长征时已经57岁,他不但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课,还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董必武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还出任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妇女队的“胡子队长”,经常化繁为简宣传党的政策,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谢觉哉和林伯渠处处以身作则,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成仿吾在苏区时期党校的讲课就很受欢迎,他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有关图书、资料中的插图找出来,自己绘图并编排,用形象的画面说明人类进化过程,并进行展览,以达到教学效果。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瓦窑堡复校后,他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这些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以身作则化身为“党校教员”,极大丰富了党校讲台的政治教学,壮大了党校教员队伍,生动实现了党校“教干部、干部教”的良性循环。
  坚持真理,传播“火种”。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也是党校教育的基本方针。冯雪峰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文艺界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的“文化人”之一,也是“左联”成员中唯一参加长征的人,被称为党中央和鲁迅之间联系的纽带,更是一名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优秀党校教员。他曾担任过中央苏区时期党校教务长、副校长,后来以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的身份参加了长征,由于他的文化理论水平高,先后担任了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和红军大学高级教员,跟随在中央的周围。长征途中,冯雪峰与战士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吃草根,与敌人英勇斗争。在战斗的间隙里,他把战场当作教室,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为战士们鼓劲加油,通过沿途了解群众的风俗习惯,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在群众中传播马列真理、播撒革命种子。随着长征的深入,他愈加感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英明,他向红军战士作出及时的政治宣传,教育红军战士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一批像冯雪峰这样的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学用结合和正确政治方向的党校教员,既服从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同时践行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长征时期党内监督和党的建设。
  步调一致,夺取胜利。长征是一首斗争磨砺、血战到底的誓词,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描述了这个磨砺的过程:“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改造了党校,更激励警醒党校教员时刻与党保持步调一致、同频共振。由于长征途中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异常艰苦、繁重和复杂,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风浪考验,出现了思想动摇和开小差的现象。面对非战斗减员的状况和加强“扩红”的现实紧迫任务,破除教条主义带来的路线混乱危害,也成为长征时期党校教员干部教育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1936年初,中央为培训东征干部,在刚刚复办的中央党校举办三个突击班。林伯渠在参加长征时,先是担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以红军领导身份多次到党校授课。他结合行军案例提出问题,大量引用毛泽东的教导,认可宣传践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在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关键问题上向红军作出科学的阐释和合理的解释。也恰如在课堂上划着了一根火柴,用它点燃了学员们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理念的敬仰和追求的火焰,更为宣传鼓动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传播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10月,洛甫发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论干部教育问题》一文,提出“活的生动的具体的榜样,是教育自己干部的最好方法”。正是有这样一批活的生动的具体的党校教员,与党时刻保持步调一致,为夺取革命事业胜利打气加油、摇旗呐喊,也成了长征时期一支不应被遗忘、跟党走越走越壮大的特殊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