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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史称长征。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照。湘江之战,红军虽然突破封锁线,却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革命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清醒地意识到红军之所以遭受如此灭顶之灾,就是因为把毛泽东排挤在军事指挥权之外。张闻天与毛泽东等在茫茫的长征途中深谋远虑,一步步地改变战略方向,以拨正革命的航向。
洛甫博古的意见分歧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王明于1931年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下旬到达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与博古早在留学苏联时就已经相识,且因政治观点的一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同框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与博古不同的是,张闻天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文学家。留苏之前,又先后自学和留学于日本和美国,已经读过很多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同学们所钦佩,也是校方重视的突出人物。
  1927年9月,张闻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次年9月,又入红色教授澳彩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红色教授澳彩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同时被选送来深造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他们四人被中山大学学生戏称为“四大教授”。因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他得以阅读到从中国秘密送来的中共文件,阅读到中国报纸。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他的学年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得到澳彩师生的好评。
  1931年1月,张闻天回国参加国内斗争。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他继之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他自有责任所在。但是,对于显而易见的“左”倾危害,他决不会视而不见。他在批评“关门主义”时指出,不能“笼统的一百○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
  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张闻天、博古先后由上海撤离到中央苏区瑞金。1月底,博古召集在瑞金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博古、张闻天、陈云为常委,张闻天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他还分管政府工作,对一些脱离苏区实际的“左”的做法,他只要发现就大胆地提出修正意见。如在经济建设中,提出“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对于守法资本家,要以“和平的”“妥协的”办法,“甚至给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他还就民主作风和党政、党群关系,阐述了十分精确的意见。这些意见自不能为博古所接受,他们之间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以及如何处理福建事变问题上。
  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红军可以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停战协定。博古的理解是“三条件”只针对士兵及下级军官,而不针对上级军官。张闻天与之恰恰相反,他说:“三个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仅只适用于下层,“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他们之间为此进行了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博古的这种态度,致使“共同抗日三条”件没有取得相应的积极效果。
  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放弃对红军进攻、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时值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且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福建事变酝酿时,蔡、陈、蒋等派人与中共联系,双方谈判了将近一个月,达成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是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博古却死守“左”倾教条的本本不放,把这称之为“儿戏”,根本不予配合。红军如利用福建事变,联合第十九路军,一定会在包围圈的东线撕开一个缺口,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正如遵义会议所指出:然而当时××同 志(即博古——笔者注)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
  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张闻天和毛泽东持相同意见,不赞成博古、李德的堡垒推进战术,而被视为异己。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一次会议上,严正批评这种拼消耗的打法。博古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指责张闻天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可是顶不小的帽子。当年的普列汉诺夫是反对起义,而广昌战役是盲目的死打硬拼。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博古却硬扯在一起。这种生拉硬拽、混淆概念的做法,令张闻天十分生气。
  博古不懂军事,中央苏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令出一人,那就是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张闻天早就不满意博古捧着鼓给别人打,以及挟洋人以自重的做法。他们常常在会议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说到激动处,张闻天愤愤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他们闹得很僵,李德让博古前来与张闻天交谈,并特意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张闻天没有理睬,而博古已欲以组织手段,进一步排挤张闻天了。
毛泽东失势连走麦城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指的就是毛泽东。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职务无形中取消。
  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保留了中革军委委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开始。宁都起义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军攻打江西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主张攻打赣州,唯有毛泽东反对。
  毛泽东的理由是,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 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武器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他的意见没被采纳。结果是攻城 33 天,伤亡达 3000 多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部队不得不撤围。
  1932年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不久,毛泽东恢复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胜利,可在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时,苏区中央局与毛泽东等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等根据战事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的计划,向国民党军集结的吉安、抚州推进,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当进抵近郊时,发现敌兵已有3个师留守,且又有援军跟进,而地形又不利于我。他们当机立断地改变作战计划,将主力部队退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等待战机。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认为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一再催促他们继续北上,威胁南昌。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当敌情发生有利于我的情况时,“自 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毛泽东、朱德根据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发出了红一方面军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近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有把握地在这一带粉碎第四次“围剿”。
  这一训令又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批评。10月6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他们的争论作出了裁判,致电苏区中央局,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不指名的坚决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
  随后,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会议 ,史称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的方针,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毛泽东坚持原有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苏区中央局则批评说,“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宁都会议批评的重点是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苏区中央局同志提出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不赞成对毛泽东的上纲上线的批评,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可是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不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会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毛泽东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连走麦城。他对前来道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张毛相识相知在瑞金
  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他们在1920年年初就应该相互知道对方了,因为他们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入会的消息及行踪都曾经在《少年中国》上发布和披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张注重文学,毛注重时论,把读书读报视为生活之必需的他们,显然早就在报刊上认识了,只是尚未谋面而已。
  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带回的是城市中心的革命经验,对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的经验,一时还难以认同。1932年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张闻天在会上同意博古的意见,“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并提出“泽东可调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个意见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安置不谋而合。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瑞金后,他们才得以会面、相识。张闻天是分管政府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与毛泽东自然产生了工作的关系,张闻天十分欣赏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们之间有了接触,有了了解,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诸如“共同抗日三条件”、同第十九路军的合作、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而这些又都与博古、李德产生了重大分歧。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乍看张闻天升职了,其实是博古酝酿已久的“具体步骤”。张闻天说: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张闻天把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即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地方也紧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接近了,心与心也贴得更近,发现双方都有思想认识上的契合点和共同点。博古和张闻天的分歧与矛盾,促使张闻天从“左”的宗派中分离出来,从而实现了与毛泽东的合作。
  张闻天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周刊《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岗乡的苏维埃工作》《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召集几个区的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区对乡的领导工作。1934 年 4 月,张闻天、毛泽东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标志着两人合作的开始。
  广昌战役的发起和失败,是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冲突的爆发点。战役发起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批评过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反对与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失去了屏障,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并且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全面领导战略转移的一切工作。
  为了剥夺张闻天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博古特意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而这种巡视在此时全无必要,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刚刚完成对那里的长时间的巡视。他服从了这个决定,于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直至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他发现他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被边缘化,所有决策概由最高“三人团”发出,他明 显 感 到“ 已 经 处 在 无 权 的 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再到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直长期被晾在一旁,备受冷落。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远征了。在这前程未卜的大征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作了好几次交谈。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晚年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亲口对我说,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毛主席还告诉我,闻天同志对他的病十分关切,还用手抚摸他的痛处,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1934 年 6 月 24 日,张闻天在《斗争》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文章毫不含糊地提出同“‘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批评党内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左倾总要比右倾好”,希望全党同志“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这表明他已基本挣脱“左”的桎梏,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臻于一致。
通道猴场会议的决策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是被分散到各军团中。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三人中,毛病王伤,坐的是担架,张多是骑马,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行住都在一起。最高“三人团”忙于战略转移,无暇顾及他们。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幽默地专写一章《担架上的阴谋》,其中写道: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几十万大军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毛泽东提议趁两大敌军主力尚未聚拢,寻机歼灭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最高“三人团”采纳,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遇了敌人凶猛的阻击。湘江之战,红军伤亡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失去了原先设定的到达湘西的先机,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红军翻越老山界后,由私下议论改为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赣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讨论。”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有情报反映,蒋介石已识破红军将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前方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博古、李德明知前路险恶,仍然坚持原定目标不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去找毛泽东,商量避免危局的对策。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次日,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在会上还是坚持原定的方针,这无疑是自投罗网,将3万余红军往虎口里送。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反对,建议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坚决支持这个建议,强调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动和方针。当天傍晚,中革军委发布进军贵州的命令。
  红军主力西进,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经过讨论,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还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
  李德、博古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不服,仍然固执己见,不愿放弃他们错误主张。张闻天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改变军事领导已是刻不容缓。他在随军行进至黄平时,与王稼祥交换了意见,时在12月下旬。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幅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与会者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决定强渡乌江。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肯定和坚持黎平会议的决定。同时规定:红军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这样被取消了。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步步地拨正航向,从而为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做了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
  1935年1月15 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像这样重要的会议,按照惯例是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后方可召开。可是,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来瑞金时,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上海中央局,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的先后被捕叛变,地下电台也被敌所破获,这种电波联系在红军长征前就已经中断。正是因为中断了联系,中国共产党才有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命运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却一味强调客观上的困难,而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又称“反报告”。当时中央书记(同时称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张闻天的地位和周恩来相等,可见他的“反报告”的分量之重。耿飚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反对错误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 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
  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张闻天曾经这样评价遵义会议: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张闻天起草的这个决议批评李德、博古“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对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思想。这个决议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2 月底,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鉴于博古缺乏民主作风,对军事指挥的独断独行,遵义会议后“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一改博古的旧习,凡是军事行动都要召开会议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决定军事行动。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苟坝召开。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军事行动时,面对滇军、黔军的会合,以及川军和中央军的侧击,毛泽东不赞成以卵击石,硬碰硬。尽管毛泽东费尽口舌,仍然没有说服与会的大多数。毛泽东着急了,会议结束后,先是说服了周恩来,接着又说服了更多的人,终于停止了行动,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
  张闻天通过这件事看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高明之处,而自己在军事上又是外行。他十分清楚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如果以会议表决实施军事行动,那往往会贻误战机。兵贵神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队。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张闻天把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从瑞金出发以来,张闻天心悦诚服毛泽东,正是由于他的理解和力挺,毛泽东才进入了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从而全面恢复了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