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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春耕模范

  苏区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企图以此围困、“剿杀”苏区军民。因此,苏区军民既要与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又要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进行各业生产建设。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改善军民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运动。在运动中,瑞金武阳区及其所属石水乡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此,毛泽东亲授武阳区和石水乡“春耕模范”锦旗各一面,以表彰其所起到的先锋模范作用。
提早春耕,打破经济封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为解决粮食紧缺问题,于1932年1月12日召开第四次常会,讨论春耕问题,“决定在目前立即发动一个春耕运动”;2月6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六次常会,通过了《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责令各级政府按照训令开展春耕生产。
  然而,正当中央苏区开始着力于经济建设之时,党内的“左”倾思想逐步抬头,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到战争胜利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挫伤了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的积极性。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从前线撤回后方,后来回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亲自领导苏区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极力抵制“左”倾错误思想,提出必须正确看待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苏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为革命战争服务;但在发展革命战争的同时,又要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建设。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必须从苏区的实际出发,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因为苏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大部分群众都是农民,苏区的经济主体实际上是农业经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发展农业生产,才能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穿问题以及改善群众的生活,筑牢革命战争的群众基础;也才能保障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给养,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28日发出第 18 号训令《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指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而此时正离春耕之期不远,估料在春耕期内,应是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中央政府为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安全耕种,迅速完成春耕任务,并争取粮食增产,以确保红军的给养及改善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决定全苏区境内一律提早春耕,并指示各级政府协同各群众团体,以最大努力动员全体群众,依据实际情形,拟定更具体的办法领导中央苏区开展春耕生产运动。1933年2月1日,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简称土地部)也发布了《春耕计划》这一训令,制订了更为详细具体的春耕计划和兴农措施,而且特别指示:要比去年每担谷田平均多收两斗谷子,即增加两成收获的目标。
  为贯彻落实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春耕生产的训令,瑞金县土地部在《春耕计划》训令下发后,立即召开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各区部长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围绕“提早春耕,夺取全年增收两成粮食”的目标热烈发表意见,特别针对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紧缺的问题作了充分讨论。此后,瑞金全县在中央苏区率先开展了提早春耕的生产运动,在运动中,武阳区如一面鲜红的旗帜引领着苏区群众奔赴春耕生产战线。
创新举措,建立兴农样板
  武阳区有八个乡,每一乡的春耕生产都搞得很好,尤其是石水乡和下洲乡成绩更加突出。1933年4月20日,《红色中华》发表《武阳区印象记》一文,以生动、优美的文字描绘着提早春耕后武阳区的景象:“在武阳区,我们看到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扬扬得意地庆祝他们自己的油然繁茂,油菜亦低着头,钦佩他们主人的勤劳。多年没人照顾的荒田荒地,现在忽然改换了他的颜色,他们身上再也不是盖着丛丛的芜草,而是穿上了黄褐色的新衣,准备长出丰盛的收成。满野的肥田草,没有几天便完全砍掉犁起,绿油油的禾秧,长得碧然可爱。”
  武阳区的春耕生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突出的成绩,与武阳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分不开,他们抓住春耕生产的关键环节,探索并总结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兴农举措。
  1.组织动员群众提早春耕,以实现“增加二成收获”的目标
  武阳区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对群众进行春耕生产动员,让全区群众明白“提早春耕”的意义、“增加二成收获”的目标和计划。以石水乡为例,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参加区苏讨论春耕的会议之后,立即召开党团员大会部署春耕生产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又召开了乡苏维埃代表会、贫农团大会和妇女代表会,建立了乡苏维埃代表和妇女代表个人负责制。石水乡71个乡苏维埃代表(内有妇女13 人)分在三个村中,每个代表对其几十个选民负推动督促春耕之责;每个妇女代表对其所在地方的妇女负推动督促春耕之责。他们白天劳作、晚上开会,及时讨论和解决春耕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起到很好的领导作用。同时,为了营造热烈的春耕生产氛围,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下操时,都着重宣讲春耕生产事宜;乡苏和妇女代表会还组织了宣传队,贴标语、搞宣讲,使全乡的群众都晓得了提早春耕的意义,春耕生产的目标、计划和方法。
  2.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解决劳力不足的困难
  苏区广大农民分得田地后,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苏区各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苏区的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加红军、奔赴战场,使得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之国民党军队的掠夺和破坏,苏区的耕牛、农具普遍缺乏。为解决这些困难,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武阳区过去有农忙时搭伴莳田、收割谷子的风俗,石水乡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耕田队。石水乡的男子耕田队有大队长2人,队员520多人,分为4个分队;女子耕田队共400多人,组织与男子队相同。耕田队实行有偿劳作,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对于红军公田与红军家属的田地,耕田队为他们义务耕种,田地耕种得特别好。石水乡耕田队在消灭本乡荒田的基础上,还有余力去帮助邻乡消灭荒田。耕田队的组建,统筹、调剂了全乡劳动力,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村子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成为全区的“模范耕田队”。不仅如此,在1931年底,石水乡还创办了犁牛合作社,提倡耕牛和农器互助,有效地解决了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的组建,不仅增强了农民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而且在不变更农村个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调整了生产关系,对恢复和发展苏区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临时中央政府在总结武阳区石水乡的方法后,颁布了《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和《犁牛合作社组织大纲》,在全苏区推广武阳区石水乡的经验。
  3.打破陈规陋习,激励广大妇女走上春耕战线
  如上所述,苏区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军支前,妇女就成了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然而,中央苏区大多是客家人,客家妇女很少下田劳动,因为她们一直固守着“妇娘犁田,要遭雷劈”等封建思想。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把解放妇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宣传、鼓动广大妇女冲破旧习俗旧思想,参加农业生产的运动,“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还针对妇女不会春耕劳作而组织了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周月林在《红色中华》报道了武阳区下州乡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及学习生产组的先进做法:“下州乡组织了13个学习生产组,每组6人,每组内有2个男子当教员。耕牛由组长负责去借。每次至少教2点钟,特别是在旧历正月里农家空闲的时间很多,牛也有空,所以这几天,下州乡的劳动妇女都很高兴地到田里去,扶着犁头用尖锐而愉快的声调,赶着水牛:‘走!走!走上革命的生产战线。’”在武阳区,不仅妇女走上生产战线,儿童也参与到春耕生产运动中来。在儿童团的动员下,他们铲草皮、看牛子、捡狗《红色中华》刊登的《中央政府召开…武阳区赠旗大会》消息粪,还规定三个月内每人捡100斤狗粪给红军公田,100斤给红军家属,100 斤给自己。
  4.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条件
  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苏区十分重视改良农业生产条件,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普遍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苏区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发动群众开挖陂圳、水塘、水库。在兴修水利方面,武阳区也是先进典型。武阳区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兴修水利,修好陂圳40多条。其中松田乡三天修成了一口两亩半水面的大塘,可灌溉 2000多担谷田;石水水库和武阳水堰更是两座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第二,开垦荒田荒地,增加耕地面积。开垦荒田荒地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的一项重要举措。武阳区响应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在1933年消灭全区荒田后,又立即激发群众的开荒热情,继续开辟荒土。为此,《红色中华》还专门刊登了武阳区开荒模范邹迪芳的先进事迹,以激励广大苏区群众开荒种地。第三,积肥造肥、改良土壤。中央土地部1933年2月1日发布《春耕计划》训令,一方面号召农民提早冬耕冬翻、精耕细作;另一方面要求广大农民贮藏肥料、石灰,还要尽量割草、铲草皮、捡狗粪等。在这方面武阳区的做法很是独特:利用塘泥充实肥料改良土壤。武阳区发动群众把池塘里的淤泥全部挖出,加到肥料里面,然后浇入田里。因为池塘是养鱼的,时间久了池里的淤泥就沉积了很多肥质。这一做法,既充实了田里的肥力,又给池塘清淤,利于蓄水,很快在苏区推广开来。
  5.开展农业生产竞赛,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为激发广大群众的生产动力,1933年春,瑞金县提出开展春耕生产竞赛活动。武阳区首先对八个乡进行春耕生产竞赛活动宣传动员,然后制定全区生产比赛的办法: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 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什么呢?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谁种得多。石水乡充分发挥乡苏维埃代表会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全乡建立50多个贫农小组,成立一个总干事会,组织春耕生产活动。妇女会鼓动广大妇女放开小脚,担负起犁田、耙田、莳田、耘田、铲草皮、挖塘泥、挑粪、修陂圳等工作。武阳区各乡都掀起热火朝天的竞赛局面,《红色中华》分两期专题连载《武阳区印象记——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进行宣传报道,文章盛赞:“沸腾着的武阳区真是模范区,他的春耕运动做得特别好,瑞金县没有一区能够比得上他,在春耕运动的革命竞赛上说,他应该列在红板上的第一名。”
授旗表彰,推广武阳经验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听取了中央巡视员对武阳区春耕生产情况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通知武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邱世桂和石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周邦池到中央政府开会,总结武阳区和石水乡的先进经验。为了激励苏区各地学习武阳先进经验,搞好夏耕生产,确保达到增收二成的目标,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5月18日至 22 日,在武阳区苏维埃政府驻地竹头下邹家祠隆重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19 日,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授武阳区和石水乡“春耕模范”锦旗各一面。
  《红色中华》第 83 期专门报道了大会盛况:“五月十九日举行群众大会,全区一万七千人,这天到了十分之八,红军二十三军及红校模范团都去参加,并有瑞金县各区的代表团三百多人,都到武阳区参加大会,共到一万三四千人……会场的秩序非常整齐,各乡都是极整齐的队伍到会。”
  在大会上,毛泽东称赞武阳区和石水乡的春耕成绩,特别介绍了武阳区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工作经验,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在春耕中的劳动热情,在夏耕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武阳区代表还在会上提议全体代表讨论夏秋两季进行“夏耕运动”“查田运动”“改造苏维埃及群众团体”三项工作的突击运动,并预定秋收后再开大会检阅三项成绩。300多名代表都表态“要学习模范的武阳区”,号召广大群众在今年的夏秋两季进行冲锋突击,达到武阳区现在的成绩。全体代表还共同订立了上述三项工作的公约,并在公约上签了名字。
  这次赠旗大会不仅鼓舞了瑞金各级党政机关和工农群众的生产热情,而且把武阳经验在全县普遍推广开来。据1934年春耕时对全县9个区的统计,劳动互助合作社的建立由去年5个区增加到8个区,社员也由去年的 1919人增至 4429人(到同年5月社员增至9587人);犁牛合作社也增至 37 个,社员达3638人。赠旗大会之后,瑞金全县夏耕、秋收、冬耕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一直到1934年秋收,各区乡农业生产运动一度掀起高潮。不仅如此,武阳经验在整个中央苏区也得到普遍推广。据统计,1934 年5月,兴国县已建立劳动互助社386个,有社员48586人,办起犁牛合作社72个,社员5252人;长汀县有犁牛合作社66个;西江县有犁牛合作社284个,社员15075人。苏区各地普遍建立起春耕委员会、春耕宣传队、生产突击队,开荒队等组织。《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在福建今年的春耕中,已学会犁耙和莳田的妇女有1600 多人;在兴国有1080多个妇女学会了犁耙”。赠旗大会引发的农业生产浪潮很快席卷整个中央苏区,苏区粮食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处可见丰收的景象。以赣南地区为例,1933年农业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 10%,有的区、乡高达 20% ;于都县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 斤;会昌县粮食产量在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递增20%。除粮食生产外,棉花、花生、蔬菜等农副产品也获得丰收。中央苏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收,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粮食需求,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支援了革命战争。即使在 1934 年夏秋间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刻,苏区军民的粮食供给仍然得到切实保障。
  今天,“春耕模范”锦旗仍然陈展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武阳区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会址也已成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作为革命事业建设的精神高地,永远激励着后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争创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 
  (作者: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